马学勤口述

（2012年3月7日）

 

      1965年8月，按照组织的安排，我从中共南岗区委统战部部长岗位调到九三学社机关任副秘书长（主持工作），曾担任社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秘书长。从1965年一直到1992年离休，我在九三学社整整工作了27个年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1965年，我到九三学社机关工作时，当时是九三学社哈尔滨市分社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刘恢先，副主任委员有胡祥壁、贾连元，秘书长是胡逸民。他们都是科技界的知名人士，社会声望很高。刘恢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是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胡祥壁是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副所长，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贾连元是哈尔滨市工人医院院长（现哈尔滨市第四医院），在40年代抗击哈尔滨鼠疫传染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市医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医学博士。胡逸民是建筑设计大师，哈尔滨北方大厦、工人文化宫等著名建筑都是他设计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九三学社受到了冲击，社员受到了迫害，组织陷入了瘫痪。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文革小组，市政协有个党支部，各民主党派党员秘书长和党员干部都参加这个支部，中共市委统战部冯守田副部长让我作政协文革办负责人。记得有一天是休息日，我正在家洗衣服，市政协秘书长鲍雨峰慌张地来到我家，后面还跟着一群人，他们都穿着军装、扎着皮带、戴着红卫兵袖标，原来是哈军工“东方红”造反团的，要砸民主党派单位的牌子。鲍雨峰秘书长不知道怎么办，就找我来了。当时我和这些造反团的人说，牌子不能砸，我得向领导汇报。然后，我就来到单位，向中共市委统战部领导和社领导进行了汇报，社委员班子都来了，其他各民主党派领导也都来了，面对当时情况，大家都无能为力，造反团的人就把各党派的牌子都砸了。当时，各党派机关干部也要根据其政治态度被划定为“左、中、右”三部分。作为负责同志，我们肯定知道谁是什么成分，党派机关同志也都想知道自己被划为什么成分，造反团的人也向我催要名单。当时，我看过一个小报，记得叶剑英同志说过，各单位不能随意公布“左、中、右”成员名单，否则容易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我认为不能把名单透漏出去，否则会带来不良后果。正是这个原因，触怒了造反团的人，给我安了个顽固不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了上街游行。当时在党派机关，我和民革驻会主委王肇志同志受迫害最重，王肇志同志是一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少将，造反团的人让他扫男厕所，让我扫女厕所，前后扫了一个多月。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也迎来了春天。1979年开始，中央开始落实政策，为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文革刚开始时，为了保留档案，我叫机关同志把社员的档案存到了中共哈市委。文革结束后，这成了珍贵的资料，我和机关同志到中共市委查阅多天，终于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社员的档案。这样，我们就根据档案一个社员一个社员的找，最后找到了87名社员，文革前是116名社员。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就带着机关干部周秉文、张西炎、沈振峰、刘文慧、刘桂云、李松梅等同志逐一到社员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沟通，落实中央政策，为受到迫害的社员平反，包括落实住房、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工资，子女受牵连等，还包括抄家时被拿走的物品等等。社员对组织的关心非常感激，这里讲一个小花絮，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市第一医院大内科主任徐敬书发言说，政策都落实了，非常感谢社组织。我问他，你以前戴的那个狐狸围脖找回来了吧，徐主任非常幽默，笑着说找回来了，就是狐狸瘦了一圈。我一听话里有话，知道不是他原来的那个，就又到卫生局等部门沟通，可是时间太长了，找不回原来的了，徐主任对此也很理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落到了实处，取得了成效。九三学社社员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热情，社组织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当时，我们围绕为“四化”建设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如带领医务界专家、农业专家到太平区东风公社开展义诊咨询、科技支农工作等，受到了中共市委、市委统战部的表扬。我们又通过信息的方式，组织社员结合本职工作，对全市的一些工作提出建议。这项工作当时在各民主党派是开展比较早的，那时机关还没有专设信息部门，宣传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也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1983年，九三学社开始筹备省市分设，成立省级组织，原来社员都在哈尔滨分社。当时，刘恢先主委找我谈，说你有工作经验，对社员熟悉，让我帮着把省里组织成立起来。这样，从1984年开始，我又兼任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员会秘书长，两边工作，一周时间一半在省里工作，一半在市里工作。两年后，我感到从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到与有关部门的沟通等，还是市里熟悉，还是愿意回市里工作，这样，1986年我又回到了九三学社哈尔滨市委。

      社组织恢复工作后，由于文革的冲击，社员从文革前的116名减到了87名，而且社员年龄结构老化，发展社员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政策给当时想入社又心存顾虑的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时哈市九三学社社员都是哈尔滨科技界的“高老大”，社会声望很高，靠着他们的影响，靠着中央落实政策，又有一批优秀年轻社员加入了九三学社。安振东是当时其中一位，那时他在哈尔滨整流器设备厂工作，社会影响很大，曾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而被捕入狱。落实政策时，单位党委领导大胆启用他，中共市委统战部与我们九三学社帮助做工作，他从哈尔滨整流器设备厂调到哈尔滨市第二轻工业局担任总工程师，在社内担任九三学社哈尔滨市委常委，省市分设后担任了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副主委、黑龙江省副省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沈根荣、赵乃岩等也是那一批社员中的优秀代表，当时，他们本职工作都很出色，而且单位外派出国工作过。在参加社组织活动中，比较活跃，在中共市委统战部组织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经验交流会上都作过发言，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后来，他们都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在哈尔滨市九三学社工作的20多年里，先后和社市委第一、二、三、四、五届主委刘恢先，社省委第二届主委赵士杰，社市委第五届（省市分设增补）、六届、七届主委杨景苏，秘书长胡逸民，驻会副主委王藩等领导工作共事了多年，合作的非常好。刘恢先主委作为著名的科学家，平易近人、威望很高，很有人格魅力。他在讲话时，总能将科学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不像想象中搞科学研究的，是不是就很“学究”，可以说，按现在的提法，他真是用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赵士杰主委医术精湛，在医务界影响非常大，工作精益求精、非常认真。省市分设后，刘恢先主委到社省委作了主委，一些工作关系在省直的社员也都转到了社省委。哈市也急需人才，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当时，杨景苏主委是市规划局总工程师，社会影响、社会声望非常高，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就到他单位和他谈，让他加入九三学社，杨主委很谦虚，后来入了社并作了主委。杨景苏主委为人正直，性格爽朗，在各种会议上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班子成员、社员之间关系非常融洽。胡逸民秘书长对人、对事总能以诚相待，在建筑设计方面颇有造诣，受到大家的尊重，都称他为“胡老”。王藩作为驻会副主委，我们之间共事了很多年，他早年是国民党军医，医技高超、为人厚重，人际关系非常好，甚至在市第四医院工作时，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剧烈迫害。王主委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总能拿出一些很有见解的意见、办法，当时四院的人就称他“小诸葛”。和这些老领导共事的多年，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合作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社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社市委的工作业绩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作为老社员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我始终坚信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就会有民主党派，这个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相信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多党合作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